??本文作者：禹唐體育特約專欄作家 房學峰??

“中國男子足球隊和日本隊的奧運會比賽正在東京體育場進行，打到第30分鐘，中國隊已經以5比0領先。

不過從場上的形勢看，中國隊已經基本不再進攻，這顯然是為了給東道主留點面子，因為中國隊曾經以3比0戰勝的那支球隊、在對日本隊的比賽中以15比2取勝，中國隊明顯不想打進日本隊更多的球，雖然中國男足完全具有以20比0或者30比0的比分戰勝日本隊的實力……”

——看到這里，或許有人會覺得我是在編武俠小說，但這是歷史上確實有過的故事，在一百年前的1917年遠東運動會（它最初的名字叫“遠東奧運會”）上，所有上述情節都真實地發生過。

何況武俠小說是什么？是一個孱弱文人在想象中讓自己強大到無敵的說夢，屬于“中國特色”。

本文的主題，就是試圖選擇幾個問題，談談體育的“中國特色”——

第一個問題：“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

如果你單位的領導和公司的老板非常賞識你，又如果他打算讓他美麗聰慧的女兒嫁給你并且你們確實一見鐘情，還如果這個女孩兒正是“二八佳人體似酥”的十六歲花季——的話，你作為一個農家子弟是不是會怦然心動？你作為一個青年學子是不是會文思泉涌？

上述情景確實在一百年前的長沙發生著：他是一個來自湘潭的鄉村男孩兒，她是一個書香門第的大家閨秀；他滿懷著改造中國的抱負和改變歷史的熱情，她向往著郎才女貌的幸福和夫妻雙雙的人生——他叫毛澤東，她叫楊開慧。

身材高大的毛澤東在熱戀中才思敏捷，把他對國情的思考和對中國教育的反思寫成了一篇文章投遞給《新青年》，那是中國新文化啟蒙最重要的思想陣地——他好像并不知道此時的《新青年》已經改用白話文，所以這篇文章還在用文言文寫作：幸虧如此，一百年來的中國體育才有了一個最高的和最精煉的文化起點。

《體育之研究》當然是中國當代體育的《論語》和《圣經》，中國體育史學界真有文化和努力顯得有文化的學者或“學者”們進行過很多研究與解讀，我在這里只談三點重溫體會——

體會一：對中國教育的反思和批判完全適用于今天。

“吾國學制，課程密如牛毛，雖成年之人，頑強之身，猶莫能舉，況未成年者乎？況弱者乎？觀其意，教者若特設此繁重之課，以困學生，蹂躪其身而殘賊其生，有不受者則罰之；智力過人者，則令加讀某種某種之書，甘言以餂之，厚賞以誘之。”

所有這些一百年前的論點都完全適用于今天，甚至今天中國教育的扭曲比當年更甚，如果“課程密如牛毛”、“特設繁重之課”的現狀不予改變，如果不能將體育教育作為基礎教育之“本”（毛謂“學有本末，事有終始”、“茍野蠻其體魄矣，則文明之精神隨之”，明確主張體育是三育之“本”）的話，那將非常危險，就好像“中國夢”里只有“強國夢”沒有“強種夢”。

體會二：對現代體育了解并不多的毛澤東。

在湖南生活的青年毛澤東，對于現代體育不可能有太多了解，他在這方面的知識，主要應該來自于曾留學日本英國的楊昌濟先生——這恰恰是他的偉大之處：不是在照搬舶來的體育和教育思想，而是基于自己對國民性的深刻觀察與認識，基于自己對中國教育現狀的批判和對文化傳統的剖析。

他在《體育之研究》里一共談到了六個外國人，其中還包括“三教教主”釋迦摩尼、耶穌和默罕默德。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嘉納治五郎的推崇：“日本則有武士道，近且因吾國之緒余，造成柔術，觥觥乎可觀已。”

嘉納治五郎是柔道運動的奠基人、第一位亞洲的國際奧運會委員，主要是在他的努力下，東京才獲得了1940年奧運會和冬奧會的主辦權。青年毛澤東既輕蔑地以“因吾國之緒余”指出了柔道與中國傳統武道文化的關系，同時又表達了對嘉氏“以至弱之身，而得至強之效”的欽佩——我猜：身高大約一米八十的毛澤東如果知道嘉納治五郎發明柔道時身高只有1米57的話，他不但一定會跟愛人好好聊聊這事兒，而且在談到嘉納治五郎時文辭會更加生動。

體會三：青年毛澤東自創的“供給側產品”。

《體育之研究》的將近一半篇幅里，作者介紹了一套自創的分成六節的體操，拿今天的眼光看，它至少不符合“有氧運動”的定義，他所說“每次不必久，三十分鐘已足”的觀點，斷然會受到中國的訓練學專家們的批判。

但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這套體操能否在今天予以推廣，而是青年毛澤東自主研發了一個體育運動的“供給側產品”——他在一百年前做的事情，也許能啟發今天的中國體育人：面對蓬勃興起的大眾體育市場的旺盛需求，他們更重要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第二個問題：“紅色基因”是最重要的“中國特色”

在青年毛澤東醞釀和寫作《體育之研究》的同時，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不久的蔡元培，提出了“完全人格，首在體育”的教育理念——一百年前，屬于不同黨派、有著不同教育背景、探索著不同路徑強國理想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幾乎都對體育的意義有著深刻的認知。

經過百年來滄海橫流的浮沉變遷，今天中國體育最重要的“中國特色”，可以形容為“紅色基因”——

我曾經在洛桑的國際奧委會總部看到過一幅油畫，表現的是“寶塔山下的排球賽”，但很想知道它的作者是誰；我曾經讀過抗戰時期美軍觀察組從延安發出的報告，其中驚訝地談到了八路軍總部開展的各項體育活動，例如體操、網球、跳水，但很想知道還開展了哪些其他項目；我看過榮高棠給我的一些影印件，在成立國家體委的報告上有當時國務院常務副總理鄧小平的五條批示，但很想知道當時已經在國務院主管文教工作的習仲勛有沒有類似的批示；我知道朱德是體育教師出身，但很想知道朱毛會師之后，二人之間關于體育談過哪些和做過哪些；我知道“紅軍運動會”開過好幾屆，但很想知道紅軍長征的勝利和紅軍中現代體育運動的普遍開展之間，到底有怎樣的必然聯系……

看過的和想看的、知道的和不知道的，都是因為中國體育最本質的“中國特色”是它的“紅色基因”，這讓我覺得，我們可以有這樣一個思考角度：中國共產黨最終能贏得奪取政權和改造中國的勝利，原因之一是她在文化上的先進性，而她的幾代領導人、尤其是第一代領導人對體育的高度重視和深刻認知，是這種先進性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這種先進性，在一百年前的表述是“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在現在的表述當然就是“少年強則中國強，體育強則中國強”。

只是百年代際之間，發生的這樣一種變化值得警醒：《體育之研究》開宗明義的話是“國力苶弱，武風不振，民族之體質，日趨輕細。此甚可憂之現象也”，而如果他老人家在現在重寫一篇《體育之研究》的話，第一句話一定是——國力已然強盛，武風依舊不振，民族之體質，日趨重粗……

所以在2017年4月1日這個具體的“今天”，有必要重新認識一百年前4月1日問世的《體育之研究》的現實意義，這才是中國體育界最需要堅定重拾的“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

第三個問題：競技體育文化中有哪些需要堅持和弘揚的“中國特色”？

在《體育之研究》這篇文章被讀者看到的同時，一個叫列寧的俄國人剛寫完一篇文章，這篇后來命名為《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又稱《四月提綱》）的文章，在改變世界歷史進程中的意義，是怎樣形容也不過分的。其中的觀點，后來也被《體育之研究》的作者繼承下來，成為改變和不斷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思想武器之一。

改變總在發生，但有些改變不應該是顛覆而應該是弘揚，不應該是舍棄而應該是發展。

比如作為中國體育文化先進代表的乒乓球——

乒乓球是中國的“國球”，人們以往都是以競技體育的立場、從體育的角度予以認識和解讀的。但更深刻的意義在于：乒乓球不但是中國體育的符號和象征，也是當代中國文化的符號和象征之一，這是因為——

就體育和競技體育而言，中國乒乓球的長盛不衰是世界體壇的奇葩，國際體育界并不認為中國的一家獨大影響了這個項目的發展，反而由于中國對項目文化的推廣和弘揚，對中國乒乓球給予了更多的認同和更高的景仰——并非中國的每一樣東西（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都能像乒乓球這樣，讓業界尊敬比懷疑多、欽佩比嫉妒多。

就文化層面而言，乒乓球在世人心目中，更是一種“中國智慧”、“中國技巧”、“中國實力”的化身。惟其如此，“乒乓外交”的故事才能如此引人入勝、成為改變歷史的傳說——想知道中國人為什么聰明嗎？看看他們是怎樣打乒乓球的吧；想知道中國人怎樣思考和怎樣創造嗎？看看他們是怎樣打乒乓球的吧。

因為這樣的原因，中國乒乓球文化影響著世界乒壇，歷屆奧運會上，除了中國、中國臺北和中國香港的乒乓球及其成績之外，更耐人尋味的現象，則是在每位參賽運動員身上都可以找到其中國背景：他們可能出生在中國，并且在中國生活時球技就達到很高水平；他們可能來自中國、或者他們的父母來自中國，在他們需要升學、需要以體育的方式找到在新的國家生存立足發展之道的時候，發現打乒乓球是一條很好的途徑，他們身上原來有乒乓球的基因；他們受教于來自中國的教練員，他們掌握的中文不是在“孔子學院”學到的、而是為了打乒乓球學到的；熱愛乒乓球并且以打乒乓球為職業的他們總在研究和效仿中國、以中國乒乓球明星為榜樣和楷模，在他們心目中，乒乓球的神廟和圣殿在北京的體育館路……

第四個問題：體育深化改革中會遇到很多“中國特色”的暗礁

在青年毛澤東醞釀體育改變中國夢想的同時，顧拜旦也在醞釀奧林匹克改變世界的夢想——

一戰陰影的籠罩下，歐洲所有的國際比賽都停止了，包括原定于柏林舉行的1916年奧運會。經過一再努力，國際奧委會終于在中立國瑞士的洛桑找到一個落腳之地，使顧拜旦可以著手實現自己的夢想：建立奧林匹克學院和“恢復古希臘健身房”。

終于，在《體育之研究》發表前幾天，顧拜旦的奧林匹克學院干了第一件事，在洛桑舉行了一個為期幾個月的訓練班，顧拜旦得意地給朋友寫信炫耀說：“我們已經使一個美好的古代健身房復興”——他隱瞞了一個其實很有幾分尷尬的事情：參加這個訓練班的學員，都是被德軍俘獲的法國和比利時戰俘。

夢想從來都是美好的，但現實經常不夠美好，或者像我們現在常說的那樣：改革進入深水區之后，會遇到各種暗礁險灘。

就競技體育而言，我認為有很多競技體育的“中國特色”有改變或揚棄的必要，可說的太多，去掉那些牽涉到復雜利益關聯的、再去掉那些三言兩語說不清的，只挑簡單的說三例——

第一例：一次性選拔還是綜合評定？

最近十年以來一共有三屆奧運會和四屆世界田徑錦標賽，美國的男子4乘100米接力隊每次都是奪標熱門，但七次大賽有六次因為犯規而沒有成績。出現這種情況，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是美國田徑的選拔制度和集訓方式：選拔方式會使一些優秀選手無緣頂級大賽，集訓方式不利于接力技術的磨合。

相比之下，中國很多項目采取的“綜合評定”方法有其合理性，有利于讓狀態最好的選手參加世界大賽。但在深化改革之際，傳統的選拔賽體系將面對兩難局面，舉個例子：短道速滑。

平昌冬奧會前，要想弄一個能吸引廣告商和吸引觀眾的轟動性賽事其實不難：連續舉辦多場奧運會國內選拔賽，誰的積分在前誰去。但這樣一弄，選拔賽雖然精彩紛呈可期、賽事市場雖然蒸蒸日上可盼，但目前國家隊的這幾位選手比完這個系列賽（他們在2017-2018賽季還要參加一系列國際比賽），可能也就消耗得差不多了，拿不到金牌誰負責？

所有的中國優勢項目，其實都會遇到類似的問題。

第二例：常設國家隊還是臨時國家隊？

從理論上說：優勢項目的常設國家隊，這是“中國特色”的成功經驗之一。但它又帶來了一定的弊端，比如說國家隊的過分強勢會使地方利益受到損失、很難打造真正的職業賽事和商業賽事等等——經常出現的情形是：兩位國家隊的隊友一起飛到某地去參加“俱樂部比賽”，打完之后再一起飛回國家隊。

如果取消常設國家隊或者縮短常設國家隊的集訓時間，這會有利于市場、有利于地方俱樂部的建設，卻不利于國家隊的穩定、不利于國家隊取得更好成績，是一個改革過程中繞不開的問題。

第三例：體育與教育的脫節怎樣解決？

關于中國競技體育的國家隊體制，還有一個問題不能不說：有的運動員不是越練越好而會越練越差，舉個例子——速度滑冰的李奇石。

1993年出生的李奇石獲得過短道速滑的全國冠軍，換項之后得到過速度滑冰世界杯的銅牌，按今天流行的說法，屬于跨項目選材跨項目發展的正面例子，我也一度誤以為她會是中國在中距離項目上的希望之星。但她在最近兩個賽季，成績不升反降，500米的最好成績從37秒大幾變成了接近40秒，1000米的水平也退步了四五秒，我相信這一定不是教練員執教不當的問題（每一位中國教練員的高尚之處，是他們都總是對所有運動員一視同仁視如己出），而是運動員本身放松自我要求的綜合素質問題。

這又是一個兩難選擇：到底是讓運動員接受更多的文化教育，以利于他們將來的發展好，還是犧牲他們的文化教育，為了今天的國家利益——以及排列組合順序不同的集體和個人利益——好呢？

道理總是清晰可見，如同水面上的風和浪；現實經常雄雌難辨，如同水面下的流和涌。

所以對履新的茍仲文局長及國家體育總局新的領導班子來說，體育改革的路還很遙遠，對此，似乎青年毛澤東早就有所預言，故在《體育之研究》中有“烈士武臣，多出涼州”之語……

《體育之研究》發表之后不久，第三屆遠東運動會在東京開幕，這是日本主辦的第一次國際體育賽事。在5比0戰勝日本隊的那場比賽中，鑒于日本隊實力太弱，中國隊并沒有盡遣精英，兩位天津名將袁慶祥和丁熙春都未出場，他倆去參加了田徑比賽，分別獲得跳高和撐桿跳高金牌——這個故事，我覺得天津在舉辦全運會期間可以稍微宣傳一下。

參加田徑比賽的另一位足球好手朱恩德是作家老舍的同班同學，他在全能比賽中積分原本一直領先，但在最后一項比賽中，他的鐵餅成績被日本裁判故意記在日本選手名下，使他從第一名變成了第三名。盧溝橋事變之后，朱恩德被日軍扔進石灰坑致死，享年4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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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學峰：資深電視人，中央電視臺體育頻道首席策劃，中國體育的活字典。

本文系禹唐體育“房學峰專欄”文章，轉載需注明“本文轉自禹唐體育，作者：禹唐體育特約專欄作家房學峰”。